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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
发布日期: 2015-03-24 15:20:27 作者: admin 点击数:0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和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分别将目光投向教育和人文领域,独特的视野带来独到的发现。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今天又有幸成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的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只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而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的表现都名列前茅,可见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确实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模式,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上,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说明了问题。

   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还相对缺乏创造力、领导力,和影响力。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了。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低“均值”是指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这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